像查酒驾一样对车辆的安全性能进行不定期抽查，一旦查到通过检测的车辆不合格，对检测机构施以严厉的惩罚，包括吊销检测资质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这是对深入贯彻宪法、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再动员、再部署。通过修宪，确立党的主张、人民意志，顺应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要求，有利于既遵循宪法法律发展规律，又反映社会现实的客观要求。
因此，有必要对宪法的某些条款进行修改，这是在保持宪法的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基础上，实现宪法与时俱进的需要。（二）根据新时代新形势新实践，在保持宪法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基础上发展宪法 在宪法学上，通过正式的修改或非正式过程对宪法的变更，称为宪法变革（constitutional changes），西方国家包括宪法修改、宪法解释和宪法惯例，而我国称为宪法发展，也主要是指宪法修改、宪法解释和宪法惯例。按照中央试点方案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要扩大监察范围，设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委员会，形成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机构和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四是确定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发展目标，这对于激励和引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具有重大引领作用。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本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并增加第七节监察委员会，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的监察机关。
但是，保持宪法稳定，并不意味着宪法一成不变，宪法稳定只能是一种相对的稳定、动态的稳定。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71]关于我国《法律解释法》制定的相关问题，可参见前注[69]郑毅文。
目前，自治区自治条例难产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规范模糊导致中央和自治区均不清楚自治条例的立法权限。[52]在我国《立法法》第四章的标题中，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地方性法规、规章并列表述，这一方面突出了自治条例的地方立法属性，另一方面也澄清了某些学者将自治条例视作一类特殊的地方性法规的误解。其三，该法第44条规定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只有在第9项、第12项和第13页的三种情况下被明确认定为代行人大的职权，但这三类代行性职权在内容上与民族区域自治权并无明确关联。通常认为，人大常委会作为人大的常设机关，应与人大具有同一属性。
现行我国宪法对于台湾问题的规范阐释主要有两处，一是序言第九段，系直接条款。参见沈寿文：《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性质》，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68-69页。
第二，在已经出台的自治条例文本中，普遍存在内容空洞、千篇一律、照搬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等问题，真正反映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的内容比较有限，[54]由此导致自治条例和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在体系化层面的结构性分离。[6]这一点主要可从理论基础和规范基础两个方面展开论述。[27]其三，在规范上，我国《宪法》115条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宪法第三章第五节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政策。一方面，由于《若干规定》仅为行政法规，规范位阶和效力位阶均不高，这就自然决定了其辅助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的配角地位。
[48]参见前注[26]，熊文钊、郑毅文。其一，关于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限的条款，典型体现为该法第三章自治机关的自治权的规定。[71] 再次，作为努力方向，应推动既有法律规范的修改完善以回应现实法治需求。[69]参见郑毅：《研究起草法律解释法正当时》，《检察日报》2017年4月18日，第003版。
基于此类问题的普遍性、一般性，无法借由针对特定类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律规范实现全面、深入、充分的规制，只能寄望于中央与地方关系基本法律来解决。[30]如有学者指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章的27个条文里除了第19条、第20条、第21条、第24条、第32条、第33条等规定的一般地方国家机关所不拥有的职权外，绝大多数与一般国家机关的职权存在雷同或重叠的情况。
[48] 然而，《若干规定》的上述补充效用同样存在局限，从而导致其对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细化实施问题的可治理性(governability)缺陷。[36]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序言效力的问题较为复杂。
该法第7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要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的规定。[39] 前述问题，有的是宪法与宪法性法律衔接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有的则在事实上暗示了相对充分的规范完善空间。因此，只有借助基础性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专门法方能从根本上建构实质、规范的整合框架。[62]同前注[46]，卡尔·拉伦茨书，第207页。例如，对于在多数情况下构成这类关系的重要主体即上级国家机关，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虽然提及了21次之多，但从未明确其具体的内涵指向，更遑论对上级国家机关与宪法上国家表述的内涵关系、民族自治地方的政府是否构成其组成部门的上级国家机关等细化问题的阐释。又如，对于属中央立法的部门规章和属地方立法的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在审判实践中以何者优先适用的问题，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我国《立法法》均未予回应，而我国《行政诉讼法》63条第2款人民法院审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案件，并以该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的规定，以及该条第3款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规章的规定却间接给出了答案，实际上也对特殊的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关系予以了明确。
[54]例如，笔者曾对既有的25个自治州自治条例中的协商民主条款进行分析，发现存在此类条款的21部自治条例均在不同程度上照搬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51条。三、认真对待另一半：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法制的补充渊源 如前所述，虽然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扮演重要角色，但其在调整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的过程中仍显得力不从心，需要通过规范体系的结构性获得其他法律规范的补充与支持，而对这另一半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法，学界的关注往往不足。
[8]由此，民族区域自治法治的核心问题和基本问题均由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加以规定。[46]当然，在拉伦茨看来，抽象表述的条文并不一定是伪规范式的空洞形式，因为价值导向的思考方式同样值得关注。
1982年宪法的民族区域自治条款则在相当程度上向1954年宪法致敬(参见表1)，除原则条款外，还对自治机关的组织结构、委办事项、自治事项、重要的自治权以及上级国家机关帮助职责等核心问题予以明确。[9]李宝奇：《民族区域自治法学》，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53-55页。
其中的原因，或是立法工作的滞后，或是规制预期超出了特定规范所能承载的范畴，或是对既有规范未能进行体系把握与诠释。理论上虽应将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作为民族区域自治法核心内容之一，但毋庸置疑，自治法具有相对明确的面向性特征——地方层面，所以，自治法一般更倾向于对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及其行使作出详细规制，而非将中央放权、防止僭越等问题作为规范创制的首要考量因素。虽然我国的地方制度呈现一体多元特征，但不论是何种类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仍然具有共性，如事权划分的原则和概括性范围、财力划分的基本原则和概括性范围、动态关系协调的基本原则、纠纷争议解决机制等。[51]张文山：《突破传统思维的瓶颈——民族区域自治法配套立法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96页。
[21]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20条规定了自治机关变通、停止执行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的权力，结合我国《宪法》第112条对自治机关的二元划分，人们一般认为自治地方人大的变通、停止执行权可归入广义的自治立法权范畴，进而形成对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9条的自治法规变通立法权的补充。在研究和处理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实践中，前述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条款扮演了关键角色。
[34][奥]汉斯·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74页。根据我国《宪法》30条的规定，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依层级不同分为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三级(类)，相应地，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亦可分解为中央与自治区、中央与自治州以及中央与自治县三类。
[31]目前我国隶属于省的自治州有25个，隶属于自治区的自治州为5个(均位于新疆)。其更趋近于将我国《宪法》中财政物资技术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表述作内涵上的简单铺陈或白描，虽然更为细化，但仍无法从中寻觅真正可直接操作的具体实施路径。
[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概念与法效力》，王鹏翔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89页。作为地方立法层面的核心自治依据，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法。此外，即便是关于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关系的调整，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形式上相对规模化的条款集群亦未提供足够完整的解决方案。[26]现在看来，笔者之前提出的对策建议有些过于简单化。
在中央与一般地方关系层面，相关的法律规范相对分散，我国《立法法》《地方组织法》等均承担了相应职能。其一，在理论上，不能因自治州、自治县设置于特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行政区划内，[31]就认定中央与自治州、中央与自治县的关系能够被中央与其所在省级地方的关系所全面兼容或整合。
[43]惠廷顿(Keith E. Whittington)认为，阐述是解释和阐释的集合。参见郑毅：《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上级国家机关——一种规范主义进路》，《思想战线》2016年第1期。
明确规范的意思表示是赋予确定法效果的前提。[49]第一，规范畛域较为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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